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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章 五如六十一东岱 (第2/3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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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氧!

这个念头在方重勇脑子里来回的旋转跳跃。

因为缺氧无法克服,所以唐军对阵吐蕃,有一条明显的“地理等高线”。海拔上来了,唐军就打不过吐蕃士兵了,这是无法克服的。

这一条,便注定了大唐对阵吐蕃,只能等待对方国内大乱,否则,就算偶有大胜,吐蕃人最后还是会卷土重来的。

郑叔清要上位,就不能把重点搞错了。捞钱是手段,保障河西战事的后勤,才是目的。

方重勇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:

军备无法自产。

这是河西走廊局势当中最大的缺陷与软肋。

制造军备所需的木料、冶金、锻料,那边都无法提供。原因很简单,生态环境无法承受。事实上,河西走廊的经济因为生态环境的限制,作出了很多让步。

这个问题,也是长安的问题。

因为生态环境的限制,唐代开元年间,长安城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武器生产基地,主要靠外地调运。武器装备最初储备在太极宫东墙下的武库内。

军备不能吃不能穿,在国家安定的情况下,不必安排在首都附近占用自然资源。中枢机构“军器监”负责管理武备的生产和调度。

牛仙客在河西干得好,很多人包括张九龄在内,都认为他不过是个出色的“库房管理员”而已。

这种看法虽然有歧视的成分,却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。起码,军备无法自产,就让他这个地方大员的含金量逊色许多了。

方重勇在纸上继续写道:官府运力,应全力保障军备中的耗材,如弓弩箭矢等物,持续输入凉州,其余则可以暂缓。

这条跟郑叔清的职权关系不大,但肯定可以为他当户部侍郎加分。

方重勇又在纸上继续写道:

河西之绢帛,缺印染、混纺之高端技艺,仅有白絹可与西域胡商互通有无,但市价低廉,远不如粟特锦。

粟特锦者,中国之丝绢,波斯织造而成,售价不菲,畅销长安。

未来可在河西凉州甘州等地,推广安西都护府地域常见的高昌棉,以棉织物代替白丝绢。

民富则国强,河西子民必定拼死效力。

写到这里,方重勇心中一阵感慨。

租庸调制度阻碍商品经济发展,在河西表现得尤为突出,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的丝织业被战火破坏后,便永远没有再恢复的原因之一。

因为它是唐代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扭曲下的产物,一旦这个外力不存在了,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,自然会将其扑灭。

租庸调这种制度,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化,已经越来越不堪重负了。

租庸调要求农户织布,而丝绸制品作为“硬通货”,是可以当成货币使用的。所以河西本地人,无论丝织品有没有市场竞争力,他们都不得不按这个规矩来。

不纺纱,他们拿什么交租呢?显然养蚕纺纱性价比最高啊!

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,市场竞争这些东西,当时制定这个制度的决策者们,没有考虑过。

然而现在残酷的事实却是,河西走廊因为体量有限,再加上外部自然环境恶劣,因此丝织业规模也有限。规模有限,就决定了上限与成长的潜力也有限。

汉代的时候还不明显,凉州丝绸依然小有名气。然而到了唐代,随着纺织业技术的升级,在产业升级中掉队的河西走廊产丝绸,在唐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中,已经没有任何竞争力!

要么,这些丝绸交给官府作为租庸调的一部分;要么,廉价卖给以粟特人为主的西域胡商,这些胡商将河西走廊出产的原始丝织品,送到波斯甚至大食进行二次加工,变成“粟特锦”。

再将粟特锦返销大唐,受到长安权贵们的热烈追捧。

这也是为什么河西走廊西段的敦煌,成为西域胡商们第一个折返点,因为他们要带唐国而来的原料和粗加工产品,返回西域进行“二次深加工”。

这个便是所谓“丝绸之路产丝绸”的说法来源。河西本地之民,在丝绸交易的环节中什么好处也没有捞到。

改丝绢为高昌棉,高昌棉布在长安是有竞争力的,河西改丝绢为棉布,乃是时代的呼唤,放松租庸调,调整其中的内容,势在必行。

“反正都是废话,只要圣人看了开心就好。老郑能当官,我就算交差了。”

方重勇嗤笑一声,他写这些的目的,自然不全是为了能让河西百姓过上好日子,最根本的还是让郑叔清升官。

目的决定手段,提建议没问题,你要办法我就给你办法。

至于执行,他一个半大孩子能谈什么执行?

想到这里,方重勇继续在纸上写道:

凉州与甘州虽粮秣满仓,但周边强敌环伺。一旦有风吹草动,农耕无法持续,民夫成了募兵土团,粮秣靡费无算,并非十拿九稳。

可在长安西市设“许可证”之制,西域胡商要运货出城,必须运粮秣到凉州与甘州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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